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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关键在社会建设

发布时间:2019-09-28 22:49:43 阅读: 来源:排屑器厂家

成败关键在社会建设

金银岛首页 大宗财经 大宗新闻库 正文 成败关键在社会建设 2015-07-01 10:15:40 来源:金银岛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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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郑永年展望中国未来三十年

成败关键在社会建设

我认为任何国家如果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支柱产业,这个社会肯定不稳定,因为这是社会领域,不是单纯的经济领域

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社会制度还没有建设好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蓝灰色polo衫,黑色休闲皮鞋,今年53岁的郑永年一身随时出发的装扮出现在法治周末记者面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喜欢到处跑的人”。

这是2015年6月28日早上不到8点。专访结束后的当天上午,在欧美同学会东南亚分会主办的时代大讲堂上,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以“中国未来三十年”为主题发表演讲。

演讲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提问的观众在话筒架后排起了长队。郑永年在台上始终保持站姿,偶尔走动两步。尽管旅居海外多年,祖籍浙江余姚的他说话还是略带江南口音。

他坦言,此次赴京恰逢连日雾霾,嗓子不太舒服。但郑永年对此保持乐观:“将来中国社会建设搞好了,雾霾也会随风吹去,不再回来。”

内外两步走

法治周末: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思路?

郑永年: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分两步走。中国政府现在也正在做这件事,就是(推进)对内的大众创业政策,对外的一带一路政策。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就是要给大家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达到社会公平的效应。我以前说过,就业是第一次分配,税收是第二次分配,如果第一次分配不公平,政府再努力第二次分配也不会公平。

所以大众创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达到社会公平。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群体越来越排他性,不像以前那么包容,所以这样做就是使社会重新开放起来,让更多人可以有成功的机会。

对外就是一带一路政策。通过这个政策,可以解决中国现在产能和资本过剩的问题,中国的内需市场很不够,只有走出去,才能开拓新的市场。

一个开拓外部市场,一个开拓内部市场,其他国家也走过这样一个过程,只是中国是不同的形式而已。

法治周末:您所提到的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必须搞、有能力搞、不好搞、能搞好,这四方面能否具体谈一谈?

郑永年:必须搞。从外部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中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事情,从内部讲,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要可持续发展就要寻找新的方式。

我最近刚刚去了一次柬埔寨,那里的劳动力很多,很多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所以中国也要承担这样的国家责任,也是为了自己发展,只有富邻才能睦邻。

有能力搞主要指三方面,一是中国资本过剩;二是中国产能过剩;三是中国技术过关。

不过不好搞也是肯定的,投资总有风险,再加上国际上对中国这个项目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怀疑和认可都有。

不过我还是有信心中国能够做好,因为世界还是要发展的,发展还是主题,尤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制度细节非常重要

法治周末:目前,反腐已经取得初步成就。在您看来,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

郑永年:制度建设,也就是要立法,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由执政党控制的;一个是法律到位了以后,司法领域的问题就应该由专业人士操作。

中国当下的反腐败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现在不反腐,再过十年就可能反不动了,那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变得很强大。所以,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遇,一反到底。

中国的反腐正在从治标走向治本,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内容很多都是治本的,也是最大的政治改革文件,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加起来一共五百多条,这五百多条做到了的话,中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法治周末:方案在落实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该怎么克服呢?

郑永年:举个例子,1997年之前,中国每一个省都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那时候,地方的干预很多。1998年废除了这个制度,建立了跨区域的人民银行,现在运作得也很好。所以说,反腐工作也是一样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

同时,也要注重细节。

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比如对于反腐工作,新加坡有一个反贪局,香港有一个廉政公署,只有这一个机构负责反腐败,因为要反腐败就要集权。以前中国的情况就是太分散。

新一届政府的反腐败我很赞成,由中纪委负责,以前地方一把手腐败,省纪委就没有办法查下去,现在中央管,所以方向很好。

社会建设是发展关键

法治周末: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三十年,您怎么评价?

郑永年:经过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所有重要的经济组织。同时中国各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一一到位,包括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尽管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进,但大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

从人均GDP来看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人均700美元到今天的人均7500美元,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

而现在,十八大是一个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也就是集权改革、全方位反腐和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法治周末:您认为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社会建设,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我所理解的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中产阶级社会。

“四个全面”中第一个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小康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社会。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不到30年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搞社会建设,现在中产阶级达到80%左右,所以说所谓的东亚奇迹不仅指是经济上的成功,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成功。

比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有工资倍增计划和终身雇佣制;台湾、香港等地有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和社会保障;新加坡则是“居者有其屋”。它们花了二十多年就培育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

中国内地现在做得比较迟,但并不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做到公平,就需要做好劳动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现在有这么大的力量推动反腐,那么为什么不能推动“居者有其屋”这样类似的政策呢?现在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大概是30到40平方米,如果能把住房问题解决,未来中国的稳定30年肯定也没有问题。

以前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很多社会领域的问题归到了经济领域,住房就是其中的一个。

法治周末:把很多社会领域的问题归到了经济领域。您能详细谈谈这造成的影响吗?

郑永年:把很多社会领域的问题归到了经济领域,也就是说社会领域高度货币化。在今天看,在社会领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大块都受到了影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第一个就是医院的市场化。 1998年经济危机后,又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目前看中国的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是最产业化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有人提出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导致现在房价居高不下。

我认为任何国家如果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支柱产业,这个社会肯定不稳定,因为这是社会领域,不是单纯的经济领域。

法治周末: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内需不足的现状是和社会制度建设相关的?

郑永年:是的,现在经济下行,内部发展动力不足,我认为要从社会上找原因,中国现在内需不足,为什么不足,就是因为社会建设没有搞好,而西方就是社会建设搞得好。

我在英国的时候发现,英国是消费社会。英国人一般的家庭存款有3000英镑至4000英镑就很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英国看病不需要花钱,上学只要很少的钱,住房也不贵,所以大家都去消费。

而中国的老百姓(603883,股吧)把钱都放在银行,买了房子就变成房奴,生了小孩就变成孩奴,生了大病可能会倾家荡产,所以中国人一直处于自救的状态。没有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建设不起来。

也可以说,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社会制度还没有建设好。

法治周末:对于西方的经验,如何辩证学习?

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政治企业家。他们思想开放,发掘自己文明的优点,同时也发现其他国家的优点,但不能把西方的教科书作为标准。

李光耀就是这样: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又避免了西方的福利制度,学习了西方的法治,又把中国法家的思想结合进去,因此新加坡各个方面的制度都结合得很好。

如果能做好政治企业家,把中国的政治体系建设好,到21世纪中叶,就能建成民主富强的中国。

中国需要庞大的中产阶级

法治周末:现在有很多声音提出,要在中国发展中产阶级。在您看来,中产阶级的强大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从社会稳定、民主等方面讲都意义重大。

中产阶级是和平理性的。在稳定的社会里,中产阶级占比较多,未来的民主化更是这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水平成正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水平越高。当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提高,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都会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中产阶级的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选举投票,人均GDP1000美元和人均10000美元的选票含金量是不一样的。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的选举存在收买选票的情况。我认为,如果人均GDP能达到10000美元,就收买不动了。

法治周末:也就是说随着中产阶级的强大,很多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

郑永年: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说过,我们党在21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也就是我理解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的一部分。

稳定的社会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都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受到挤压的话,社会就不会稳定。这在西方也一样。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欧债危机引起的大量社会抗议,很大程度上因为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所以社会不高兴。

中国社会要稳定,就需要逐渐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消费社会是中产阶级的代名词,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

从经济上看,中国现在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左右。如果今后10年至15年,能达到年均增长率6%至7%就够了,这就相当于现在台湾的水平。如果中国把中等收入阶级提升为高收入阶级,很多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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